陈子庄自号“石壶”，石壶可以盛水.但石壶也许本来就是实心的.油盐不进。因而在虚与实之间，石壶举重若轻，就像一个轻功高手.舍舟登岸，羚羊挂角，只在雪地留下浅浅的印痕。
1960年代晚期，陈子庄经济陷入了极度困苦之中，夫人精神病发作，小儿子溺水身亡，另外几个子女渐渐长大，吃饭看涨，且均无分文收入，他就像陷入了一个泥潭；而泥潭之下，似乎还有陷阱。他常常在锦江望江楼畔散步、散心……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他写有一首自况诗《题山水》：
百年难得诗千首，
画里青山便是家。
莫愁明日无米煮，
河东分我一杯霞。
有骨，有力，有情，悲痛浸纸，以至于漫漶了所有的仁义道德、高头讲章。我说，这是1960年代最好的汉诗。因为骨髓里流出的全是悲痛，但一道神奇的亮银越悲痛之峰而起，在高空，缓慢打开了它的垂天之云……
名号当中蕴玄机
陈子庄（1913-1976）为四川省永川县白石里铺黄柑岭人，早期作画，时号兰园，中期号南原、下里巴人、陈风子（陈疯子）、十二树梅花主人、石壶山民，晚年号石壶。他还经常自称老九，山羊胡微颤，语调有点调侃。这不是“臭老九”的自况，而是他心目中的画坛排序。
四川长江画院的常务副院长、陈子庄的晚期弟子王发强先生回忆起这个名号，眼里充满了往事的迷离：“我们几个青年，经常陪先生去茶馆，有时先生心情好，会谈到一些旧事。他说过，自己佩服历史上的八位大师：方方壶、青藤、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侠僧担当和尚，自谓老九，可见子庄先生的价值谱系和心性。随着研读子庄先生的资料越来越多，我逐渐能感觉到，他晚景里的慎独、突然的怪诞和内心的铁。他早年曾出任荣昌袍哥公口“叙荣泸公社”的总舵把子，那时荣昌街头流行这样的顺口溜：“荣昌三大王，县长、议长、陈子庄。”可见其江湖地位。根据《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全名录》记载，1949年前夕陈子庄出任“西南第1路第1纵队司令”，于同年12月22日以少将身份在成都随王瓒绪部队起义，参加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联络部工作。1955年任四川省文史馆究员、国画组组长。
1968年是陈子庄家庭大难之年，他最喜爱的幼子溺水而死，妻子大受刺激，精神失常，另外两个儿子先后去农村落户，大儿子又在外地车队工作，他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在这一年改号“石壶”，又自刻“石壶五十五岁之后作”印章数枚，不仅仅是纪念这次家庭变故，也是纪念自己艺术上升至一个新境的心记。
海灯法师在成都的大徒弟、现在已是名满西蜀的武术大家张金成对我回忆道：我与陈老师认识于1963年。记得是1972年前后，老师经常坐三轮车来到我位于横布街的家，我总是花一角七分钱请他吃一碗白油抄手。有一天他兴致很高，就站在窗前掏出身上的刻刀和石頭，一会儿就刻好了“石壶”印章。刚巧他画完一幅送朋友的画，立即就盖上了。不管张金成懂不懂，子庄师随口说：“当年自己目睹齐白石刻印，他是先把印面上几个字的直画刻好，再刻横面，再补上弯曲初。印出一看，好像是直笔同弯笔相连刻成的。白石先生说：‘方法要简单，效果要最好。我终身得这两句话的教益最大。”
他自号“石壶”，暗示了承仰于那八位大师的泽被，就是说，我们是一路的。从另外一个层面说，石壶可以盛水，但石壶也许本来就是实心的，油盐不进，因而在虚与实之间，石壶举重若轻，就像一个轻功高手，舍舟登岸，羚羊挂角，只在雪地留下浅浅的印痕。成都宽巷子“恺庐”的主人那木尔·羊角先生至今认为，石壶里装着永远喝不到的酒。是的，有酒仙之称的子庄先生，“文革”后就不大喝酒了。
其实，这个石壶还有来历。子庄先生生前曾对弟子李维毅说起过，他在荣昌的家对面有一座山叫石壶山，他在60岁前后改号石壶，实为思乡之意。
中国人喜欢在姓名之外，进一步以“字”表达祝愿或渴望。子庄先生原名陈富癸，字子庄、思进，后来被人喊成了“富贵”。富贵就富贵吧，富贵不好么？有人说，好极了好极了。
说好的人，是国民党土桥监狱里的一个阴阳大师。
根据陈寿民先生的记述，1941年春，“中国民主同盟”在张澜等人的筹备下宣告成立，张澜被推为主席。陈子庄对张澜十分敬佩，在此期间加入了民主同盟。他在王缵绪的书房偶然发现蒋介石逮捕张澜的亲笔手谕，掂量之后，毅然将此消息告之张澜，叫他赶快脱身。陈子庄也连夜潜回家乡，草草处理完家事，立即外出避祸。他随后参加抗日游击队，途经万县被国民党宪兵十二团逮捕入狱，关押在重庆土桥“执行总监部”的牢房里。
多年之后的1949年初，王缵绪问陈子庄：“我知道是你将消息告诉张澜，才使张逃脱。这是为何？”
陈子庄回答：“朋友有难，理应相助，义不容辞。如果你有难时，我也一样帮你。”
据说这番话让大势已去的王缵绪非常感怀。1957年10月20日，深感绝望的王缵绪以到重庆治牙为名，化名张正言，同雷绍丞潜赴深圳偷越国境时被捕。而让他最感绝望的，是他到死都认为是陈子庄“举报”了他。
王发强先生回忆，当时监狱里有一个阴阳师，看了自己的骨相，掐指一算：“喔唷，不得了不得了，你是大富大贵的命啊！你要发大财。”子庄先生转过头来对几个弟子说：“你们几个看看，我如今清贫至此，无名无势，连个画桌都没得，想起那个龟儿子的胡诌我就好笑……”
其实，子庄先生颇通易经，仅给弟子那木尔·羊角等人偶然谈及，他相信“无咎”是至高之福，但在一个处处有咎的时代，这无疑是一种奢求。
看来，从宛然而飘逸的“兰园”，到铁枝横斜的“十二树梅花主人”，须弥纳芥子，壶中有乾坤，荣辱悲欢，风驰电掣，还是石壶最熨帖。
动荡的迁居史
1929年，16岁的陈子庄到成都闯荡，后在成都生活凡30年，前后居住过四个地方：1955年之前，借住在朋友位于太升南路侧的内江街民宅，之后迁居到康庄街48号；1965年夏天迁到宁夏街西城角的“新村”底楼的一个套房；1968年底迁居西城江汉路37号的一所平房大院；1972年冬天搬到毗邻支矶石街的仁厚街11号院内，直至去世。如此搬来倒去，景况一如“过山车”。
陈季忠在《醉仙陈子庄》一文里回忆说，先生的住所在城东康庄街一所大杂院临街口的右侧，一道破旧的矮土墙，墙面斑驳不堪生着厚厚青苔。临街的墙面便是一道低小的木板门。进门便是一块草席般大的凸凹不平的土天井，右边是子庄师的书房兼画室。低矮的房檐下窗户与门紧挨，房内黑糊糊的，靠窗下一张老式方桌，桌上摆着几样画具一一砚台、笔洗、笔筒、几只小白盘，对着方桌的里边依墙而立的是一个小旧书柜，柜的上两层排满了书籍，底层堆着一叠叠画稿和宣纸之类。柜顶上放着一个乌木筒，里面插满了画卷。与书柜一字形排着一张单人铁架床，床架上的油漆早已脱落，露出的铁锈又被人的接触而磨光发黑，床上一张草席、一卷小棉被。床上面的墙上挂着四个条形镜框，里面经常轮流装着老师自己的画作，我每次去了都对着镜框百看不厌，屋中的空地至多可容三人站立看老师作画，人多了只能到屋外窗下观看了。屋内地面上铺的木板已朽烂脱钉，走动时稍不留意就会把木板另一端踩翘起来……
那木尔·羊角先生对笔者回忆道，就连散架的门板也是用绳子捆起来的。这门，不但挡不住汹涌的世风，也无法隔绝刺骨的风雨。雕塑大师朱成对我回忆说，记得一年盛夏他与何多苓去仁厚街拜望陈子庄，他正赤膊趴在这块门板上，正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作画，他宽大的背脊与极小的纸张给朱成留下了很深印象。
尽管如此，子庄先生的文房四宝还是齐备的，砚台是名士吕洪莲所赠，上有明人题跋，古意幽深。他当时主要为本地一些文化机构作画，比如1964年为武侯祠画《锦官城外柏森森》，是用8张4尺纸拼贴起来作画，完工之后即病倒。他的画，也通过成都市文物商店对外销售，收购价是一张3毛钱；而他私下出售的扇子画，一张售价为1毛钱。既便如此，也不能立即做到一手交画，一手交钱。他还要在一种挑剔的目光下等待，等待外行的购买者一种近乎侮辱的盘诘。而他，在等米下锅……
如此代价，现在听来近乎天书。面对生活压力，他甚至已经不能“免俗”，外面的好友如诗人戈壁舟或是新加坡等地知音请他作画后，也给钱给毛料衣物给紧俏食品，他也一并笑纳。妻子的病时好时坏，坏的时候整天坐在屋里破口骂人，陈子庄在外屋安静地画画。他必须学会宠辱不惊，安之若素。该做午饭了，陈子庄搁下画笔，从口袋里掏出些零钱，交待女儿买点菜回来，然后继续作画。忽然他想起剩下的钱已经不够明天买米了，于是赶紧拄着青城山藤杖，出门去找老朋友借钱。羊角也好，罗巨白、张金成也好，唐际民也好，都借过不少钱粮给他。拿人手短，吃人口软，他内心承受不住，甚至不惜把自己尚未出版的巨构《龙泉山水册》等画作抵押在别人那里，这还包括吴作人12幅送给陈子庄的“斗方”（这是陈子庄与吴作人互相交换而来的画作），由此造成至今难以弥补的损失。
前债不还，后债难借。陈子庄开始悄悄变卖文房四宝。某次，他拿出收藏多年的一个端砚，说好作价30元卖给书画名家陈季让。对方工资当年很高，但后来老先生变卦了，只肯出20元，理由是端砚虽好，还差一个盖子，意思是扣除10元作修理费。拿到钱，陈子庄手杆发抖，说不出话。张金成目睹这一切，忙拉老师到茶馆消气。陈子庄突然仰天长叹：“天哪，几十年的朋友了……”
听上去，他顿时就老了20岁。
后来，他开始自刻印章。他将一本《封泥考略》从头至尾一枚一枚地描摹下来，学习篆法、章法。因此，不但陈子庄后期作品用印全是他自己刻制，而且也使他的篆书形成新的风貌，并有用篆书题长款的作品出现。陈滞冬记述说，老师晚年所用印泥相当讲究，盖印的位置，朱白文的配置都一丝不苟。
那木尔·羊角一一那时还叫杨桂林，1968年大年三十当天去子庄老师家探望。屋中家徒四壁，年关之中没有任何年货，暖瓶里没有热水。子庄师脸色不佳，但依然提笔为羊角画了一幅黄色的牡丹图，权作贺礼。
杨桂林甚感歉意。第二天初一，大早就带着礼品上门拜年。一进门就呆住了，师母旧病复发，把家里所有的副食品票全部撕碎，喋喋不休骂着陈子庄，诉说着“文心雕龙偷人”之类的怪语。子庄师只在一旁静静作画。见客人来拜年，子庄师十分感慨：“我一早去了市场，年关公鸡涨价了，我买不起啊。我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画一只公鸡送你吧。”他一边画，一边诙谐补充道：“你要记住哟，我这只公鸡，以后一定会卖大价钱，买活鸡的话，可以用卡车来装。”
他特意在画作上题写了时间：“戊申。写于成都西城角寓所，南原急就。”
这幅记录着特殊心境的公鸡图，后来被人“借”走一去不回，但子庄先生的棱棱风骨至今让羊角一说起就潸然泪下。
1972年，陈子庄入住仁厚街11号院子，此地不但是子莊先生的终老所在，更成为他臻于澄澈之境的终极地。这是一所老旧的西式院，子庄先生一家搬来时，邻居有一个姓陈的医生，还有在房管局供职的一户人。子庄先生一家有两间房和一个小厨间，大约40平方米。唯一的桌子是弟子们找来的四腿不齐的饭桌。就凭这样一张桌子，陈子庄的山水画进入到奇丽高峰，为那个时代之后的中国山水画树立了一个觇标：非不能至，而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他不断外出写生，整理画稿，新奇的艺术风貌愈变愈多，山水画几乎幅幅情调、笔墨、趣味、结构、格调都不相同，但又和谐地统一于独特的一己风格之中。
1972年3月，陈子庄开始到龙泉山写生。有不少弟子或乘车、或用自行车载子庄前往龙泉。张金成陪同陈子庄就去过好几次，他气促而腿软，走到山泉镇就无法再走，一边休息，一边写生。有人见了大感不解，龙泉山有什么好景色呀？毫无嵯峨奇诡之相，如何入画？子庄气喘得紧：“景色并不一定是眼前的实景。而是心与现实交融之境。”他前后画了数百幅写生，竟然无一重复，后整理成《龙泉山写生册》34幅山水小品。其中《山中有佳境，欲说已忘言》就堪称这一时期心境的呈露。
美术理论家孙克在《陈子庄艺术》里特意指出：“这批作品，在友人帮助下，仅题字便用了三个月，可见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如其中一件，题为《山泉铺望菜花田，用枯笔点缀而成》，此图用笔较为繁复，山岭用枯笔渴笔中锋勾成，秃笔直点皴去，只求画面的黑灰节奏，岭表的杂树更为单纯，随着岭头的走向而排列，是树木的意象，又是节奏下排列的墨点，具象而又抽象，形成陈子庄特有的简洁、天然、直率的画风。”
他急于回到他熟悉的蜀地深处。他在山野的皮相之下触摸到山野的骨头。同年10月，他沿武阳江东下，历双流、彭山、仁寿三县，得写生稿200余幅，后整理成《武阳江写生册》150余幅。1973年3月，往凤凰山写生，整理成写生册12幅。10月，往夹江县改制国画纸，陆续创作写生稿数十幅。1974年秋，他往绵竹、汉旺县写生。汉旺镇有一个他的弟子叫李本初，那时在煤矿当技术员，他的家就是接待站。每次盘桓至多半月，他的心脏就承受不住了……如此还是积累了写生稿200余幅，后整理成《汉旺写生册》121幅。陈滞冬充满深情指出，陈子庄在生活最艰难、精神最压抑、思想被严厉禁锢的时代，以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过早消耗生命的沉重代价享受到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与乐趣。这一段陈子庄创作的黄金时期，由1971年持续到1976年。他在家作画期间，往往在大门外贴上“遵医嘱不会客”的字条，一边口含治疗心脏病的药片一边创作。据说，只有张金成等极少数几个人来访，子庄师是例外的，他会放下画笔，连同自己的心境，用一张旧报纸悄然盖住，然后大摆龙门阵……
中国画的基本功有二：临摹与写生。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薛永年在为《陈子庄写生稿册》所作序言里指出：“石壶所作山水花乌，平淡天真清新自然，其炭笔、铅笔，速写亦笔简意远，机趣天然，工取势，妙剪裁，擅抽象，富内美，饶情韵，不唯得物象之特点，尤具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之妙，谛视之为创作亦无不可，当世画坛人亡业显者，江西南昌有秋园黄氏，四川成都有石壶陈氏，率皆借古开今，独出手眼，论者谓黄繁陈简，各擅胜场……”
这等于解释了很多画坛中人的不解之谜：从没有学习过西洋画法的陈子庄，何以能够对走兽、飞禽、植物、山石的把握那么精准。王发强曾经见过子庄师一个专门画牛的小册页，几十种牛的形态森然壁立，其对骨骼、肢体、内蕴力道的呈现毫不重复。这不但是属相为“牛”的他对一种精神的二度还原，更是一种磨砺。他在与牛的对视里，不但完成了对事物的揣摩，而且浑然托举，臻至化境。
他贫病交加到了何等程度？他一度用医用棉签在废报纸上作画。羊角先生保留至今的就有他在当时报纸上画的一幅花鸟。记得2009年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时，那种一丝不苟的气息，沙子一般扑入我的眼睛。这是一张1966年9月7日的《成都晚报》，先生在脆弱的再生纸面吹气如梅，开始是墨梅，意犹未尽之余，突然点染了几朵红梅。
他到了买不起一个存画箱子的程度，画作只好放在一个装“红芙蓉”香烟的大纸烟箱里。某次，一个外地人在仁厚巷口卖樟木箱，箱子很大，做工也不错。对方要价30元一口，但他掏空了口袋，也凑不够这笔钱。王发强先生当时在场，子庄先生那一脸的无奈，恍在眼前。
子庄先生倾力山水，他说：“中国的文学、医学、音乐、舞蹈都是哲学的体现。最高境界的山水画，常人看不懂，因为它也是哲学。中国不叫‘风景画而叫山水画，本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人格的体现。有仁无智，不能改进社会；有智无仁，则为谁服务？山水，生万物以养人，一动一静，一阴一阳。整个人类的存亡发展其实就系在这山水上面。”因此山水画不等于风景画。他的山水不是风景的肖像描写而是自己的内心刻划，他不重景点的秀雅而注重体验的深沉。他那有关巴山蜀水的事与思所凝成的深重墨色里，有着生命不堪承担而又勇于承担的重量。“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结，在他笔下，亮出了凸凹的锋棱。
1973年，一个嗅觉灵敏的日本人好不容易来到成都仁厚街，他四处打听陈子庄的住址。他站在11号院门口，希望能拜谒他心目中的大师。陈子庄得知了，坐在破藤椅上对弟子说：“让他走！我不见日本人。我在永川的‘兰园被日本飞机炸得稀烂，一些人腿还挂在树枝上。他们休想得到我的画。”据说有人开导他：老师你四处借债，卖点画给日本人可以赚一大笔啊。陈子庄大怒：“少给老子扯这些。滚出去！”
2009年12月，一个雾气弥漫的下午，我来到仁厚街11号原址，这里已修建成一座大楼，陈子庄当年的居室刚巧变成了入门通道。见我在门口徘徊，身材挺拔的保安在我身边警惕地转悠，听说我在找寻陈子庄的老房子，他顯得很热情：“陈子庄？哪个单位的？电话号码是啥子？我帮你打……”我进一步想，常人根本不知道子庄先生的骨殖厝藏何方，这又怎不令人仰天叹气！
用子庄画裱糊窗子的人
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移之于六七十年代的陈子庄，孰几近之。受人之礼，子庄先生往往是涌泉相报的，他不断拿出自己的画作馈赠给礼遇者。但礼遇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个形式，既然视为形式，事情难免圆凿方榫，直至有灰飞烟灭的一击。所谓“铁磨铁，磨出刃来。磨朋友的脸也是如此”。
子庄师有一个一再对他表示好感的晚辈，为1953年的四川大学毕业生，时住成都小河街。1974年的冬月，他热情邀请子庄师到家吃羊肉。王发强用一辆28自行车载子庄师前往。到了马家，子庄师的拐杖跫跫拄响楼板，一抬头看到了自己的十几幅画作，被主人用来裱糊窗子。面对一派“花窗”图，子庄师深深吸气，猛挥手杖将“花窗”轰然击碎。
“你可以看不起我，但你不能侮辱我的画！”
他拉起王发强就走。王发强觉得寒气扑面，自己找不到一句话。走着走着，子庄说：“我瞎眼了。”
这是一个谁也没有提及的事例，我估计怕他的心流血。2010年年底，我偶然在收藏家阎晓怀的博客上，看到了如下一文：
1987年秋冬季节，为给即将举办的《陈子庄遗作展》筹集展品，我和张正恒教授赶赴成都，下榻锦江宾馆。四处联系的结果，得知成都某市民家中有陈子庄作品数百幅。于是，我们立刻兴高采烈地登门拜访。这是成都最普通、最常见的民居，老房子，平房，黑瓦脊，斜屋顶，总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家中只有女主人。我一进屋，便开门见山：“听说您家里有几百张陈子庄的画儿？”
“有的，好几百张，一叠一叠的。那个陈疯子，死前几年，总好到我们家头来，坐下就画，几天就画一摞。我一面弄小儿子，一面做饭，每次吃过午饭，他就回去了哈。”
“画儿在哪儿呢？”
“糊在墙壁上喽。”她还指指天花板。“诺，上面糊的也是。”
举眼望去，天花板与墙壁上贴的都是《四川日报》、《人民日报》等大张报纸。并无任何画作痕迹。
“贴的不都是报纸吗？哪儿有画儿？”
“年年贴一层，已经贴了好几层哕，陈疯子的画儿压在下头了嘛！”
我顾不上征得主人同意，脱鞋上床，顺着墙壁往下揭，一大片，一大片的贴墙纸，被我揭了下来。
“张老师，你在桌子上一层层慢慢揭开，看有没有陈子庄的画儿？”
张正恒便坐在桌子边头儿，一层层往下揭，始终未见到陈子庄作品的痕迹。我又搬了个大方桌，再搬个小方桌，叠上去，撕天花板上糊的纸。然后，丢给张教授揭，依然一无所获。
女主人突然拍了拍脑壳儿：“哎呦，忘了忘了。几年前春节，我们两口子把旧墙纸统统揭掉，都烧掉了。这几层墙纸是后贴上去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几百张石壶的作品早已化作轻烟缕缕了。
女主人繼续说：“我家哥子那年从北京转来，丢下一刀啥子安徽的净皮纸在屋头，陈疯子晓得我这里有好纸，三天两头跑过来画，每张纸都裁得书本本大，画了一张又一张。”
张老师问：“不会都贴墙了吧？柜子里头抽屉里头找找看，兴许还有？”
“没得啰！没得啰！陈疯子说他的画好值钱，跟齐白石差不多，要我放好！乱讲！他的画，一张也卖不脱。那时候，我家娃儿又小，画画的纸软得很，还吸水，他丢下的画儿，我顺手就给娃儿擦屁股了。”
此事经过反复求证，应说大体属实。
匿身在石壶里的子庄师啊，我猜测，你冒着寒气饿着肚子回家后，你多半会做梦。那是一个白日的噩梦。你会梦到那石头的壶裂开了一一不是你需要透气，而是你把石头捏成了齑粉，成为了你的颜料。
有圣立言：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泰戈尔说得极好：“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请等待（下）
